​隐入尘烟：“袁大总统嫡孙”袁家诚的支边八年

隐入尘烟：“袁大总统嫡孙”袁家诚的支边八年

文丨智 勇

编辑丨跑读绅

上世纪70年代，有幸遇到一名天津籍“六·二六”医生，后来知道他是袁世凯的嫡孙——袁家诚。

如今袁家诚先生已至耄耋之年，我也过古稀之年，回忆那一段历史，往事历历在目。

初识“袁评委”

1975年，各地开展“社教”活动，我所在的大库伦公社在冬天农闲的季节，举办了一场故事会。

大库伦公社位于乌兰察布盟（现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以北40公里，下辖12个生产队。故事会由每个生产队出一人参赛，我所在的中石门大队推荐我去参加。

故事会设在公社的大会议室，能容纳下七八十人，除了评委和工作人员外，观众大多数是公社、粮库、卫生院的职工和家属。

故事会由公社党委秘书刘纯德主持，他介绍了坐在前排的评委，评委中有卫生院的医生，有我认识的杨克敏大夫，还有一名不认识的大夫叫袁杰。

这次故事会非常突然，到腊月根上才通知，春节后正月初六七就要举办，除了过春节几乎来不及准备。各个大队准备都不充分，也有的不重视，十二个参赛人中有一半上台讲不来，说大队只说让来参会，没说让讲故事。其余几个虽然登台了，有的东拉西扯地讲了几句，有的捧着书念了一段，匆匆应付了事。

在那个以“成分”说事儿的特殊时期，我因为“出身”不好，好不容易逮住一个露脸的机会，认真做了准备，从故事书上找了一篇《老班长送饭》，背得滚瓜烂熟，上台后流利地讲完了故事。

故事会结束后，朋友杨克敏向我介绍了评委袁杰。第一印象是，袁杰身高一米七上下，脸面白净，肤色像南方人，浓眉大眼，颧骨略高，是个俊人物。

袁杰对我说：“你的故事讲得不错，不用看稿子，但又不是背书，要是能用普通话，就更好了。”当时心想，我顶多是给本村社员讲一讲，还用什么普通话。那时候，当然不知道他就是历史书里袁大总统的嫡孙，更不知道他原名叫袁家诚。

公社里的“明星”

1975年，春天的故事会结束后，转眼到了秋天。

我舍不下读过的书，放不下读书人的梦，暂时结束了种地的日子，到离家18里地的大库伦社中教初中语文，当了民办教师。

七十年代的公社驻地，尽管比生产队农村好一些，但条件还是简陋的。公社驻地大库伦建在一个山坡下，社中居高临下建在山坡的高点。

从远处看，社中就像是建在山上的“书院”。这所社中，尽管地处偏远，我工作期间曾有过辉煌，也有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这些高等学府。

校舍后面是一大片夯土大操场，校舍前平整出像梯田一样的平地，作为球类活动的场地。

即便是这样，社中的场地也是全公社最好的，篮球场是全大库伦唯一的一个篮球场，场上栽着一付有框无网的篮球架，只有举办大型比赛时，才舍得挂一次篮网。

那个年代，生活方式简单，娱乐活动单调，当地人调侃为三句话不无道理，耕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打篮球就算是一项最热闹的集体活动。

公社组织各个单位进行联赛，各个单位也自行组织比赛，社中的篮球场上经常挑灯夜战，来观战的师生、村民围得黑压压的，人声鼎沸。

袁杰经常到我们学校打篮球，他的篮球技术在大库伦公社属一流水平，动作敏捷、标准、优美，投篮精准，看起来很是专业。公社组织比赛，哪个队有袁杰，准能赢球，因此袁杰很抢手。

袁杰还爱好下棋。打完球有时到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和我们一起下下象棋。社中体育老师李宝珍是公社范围内的“棋王”，但多次和袁杰交手，一盘也赢不了。

经过多次过招切磋，我们看出袁杰棋风稳健，轻易不进攻，而是尽量避免失误，并在对方失误时，一招制胜。多次交手后，“棋王”李宝珍不得不甘拜下风，承认自己是“公社”水平，而袁杰是“城里”水平。

不论打篮球，还是下象棋，或是各个方面，这个袁杰显得与众不同，大家猜想袁杰的家庭背景肯定不一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定是接受过城里的素质教育，人家的这些爱好都是“吃奶功”，加上袁杰的形象好，人们普遍认为袁杰是公社里的“明星”，袁杰的神秘感越来越浓。

“六·二六”医生

随着活动增多，交往频繁，我们逐渐与袁杰熟悉，也经常去他家串门，有关的他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

袁杰是大库伦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是天津来内蒙古支援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六·二六”医务工作者。

说起“六·二六”，那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1965年，毛主席听了卫生部部长工作汇报后得知，全国有140万卫生技术人员，只有10%在农村，其余都在城市和县城，医疗经费被城市占去了75%。

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认为卫生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这15％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他们一无医二无药，再这样下去，卫生部非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可。

6月26日这天，毛主席发出了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时称“六·二六”指示。指示要求，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病的预防和医疗上。

利用这些资源，卫生院为农村培养赤脚医生，两个多月就可以学会打针输液这些基础医术，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再也不用去外地看病了。

天津市响应号召，陆续派出了支援农村的医疗队。袁杰就是“六·二六”医生中的一员。当时袁杰有南北两个可选项，最终选择了内蒙古地区。

1970年这一年，袁杰来到了商都县大库伦卫生院。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民国时期属于察哈尔，后归属张家口地区，六十年代又划归乌兰察布盟。

袁杰住在卫生院院内的家属院。当时卫生院长是张健，视“六·二六”医生为难得的宝贝，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把最好的家属房分配给了他。

袁杰自小就是城里人，没有在乡下农村生活过，特别是不熟悉也想不到内蒙古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家里布置的东西显得零乱，地上还摆着一个煤油炉子，这是当地人没见过更没用过的。

与袁杰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三岁的孩子。夫妻二人在来之前，连土炕和锅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灶台生火做饭，经常用煤油炉煮点粥或下点挂面，馒头主要从食堂购买，生活比较艰苦。

过了一段时间了解到，卫生院一共来了两批天津医生。第一批不带家属，单独成立医疗队开展工作。第二批共计6名医务人员，直接安排到卫生院工作，他们连人带家都搬来了，一看就是打算长久待下去，袁杰就在第二批。

第二批6人中，除了袁杰没有从医资格，负责发放药品算是行政工作外，其余都是可以看病的大夫，袁杰的妻子第二批中的一名妇产科大夫。

这期间，卫生院配备了一台便携式X光射线机，要抽派一人到乌兰察布盟医院学习拍片技术，可偏偏当地人对放射这门新技术极为恐惧，没人愿意去。这倒好，让袁杰遇上了求之不得的好机遇，他二话不说，自告奋勇报名去学习。

经过两年刻苦钻研，袁杰全面掌握了X光拍片技术，成了名符其实放射科大夫。进修后，袁杰成了“香饽饽”，蒙医院想把袁杰留下来，县里和公社里霸住不放，僵持了半天，最后袁杰还是回到了卫生院。也就是我去大库伦社中时，袁杰刚从集宁的盟医院进修回来。

自从有了X光机，公社卫生院诊疗手段上了一个大台阶，对于乡下来说，妇女生孩子接产、常见病的治疗是最迫切最现实的，小小一个卫生院，成了生产队社员的大医院，没有几年的功夫，各生产队、各村都有赤脚医生。

就这样，袁杰从事放射拍片，妻子负责妇女接产，直到1978年秋天，夫妻二人返城回了天津。此后，袁杰从事放射影像工作直到退休。

隐入尘烟

尽管我们小范围知道了袁杰的情况，但北洋军阀那段历史毕竟过去才半个多世纪，有些历史还没有完全解密，加上袁家宗谱复杂，当时只知道一个大概。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袁杰是个特殊的人，在当时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环境下，从来不敢向外人透露，担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也是他改名的原因。

直到近些年，随着各种资料的解密，袁家诚在研究袁家历史的过程中，接受媒体采访，他的情况才被公众所了解。袁杰原名袁家诚，是袁世凯第十子袁克坚的次子，母亲是陕西总督陆建章的女儿。

时间到了1976年，各地纷纷举办文艺汇演，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社中也不例外。

寒假期间，公社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由粮库副主任王玉宝担任队长，抽调人员开始排练节目，准备参加春节期间县里的文艺汇演。

社中教师中，我和曾部美都是语文老师搞创作，高继英会拉板胡，我们三人抽调进了宣传队。卫生院的袁杰会普通话，识乐谱，又会钢琴、手风琴等多种乐器，也被抽调进了宣传队。

我们集体创作了众口词等节目，重点打造了一个叫《上路》的二人台歌剧。

《上路》是“农业学大寨”题材，用二人台唱法表演的情景剧，反映了支书带领大家战天斗地的故事。曾部美执笔撰写剧本，由“金嗓子”之称的公社话务员杨改珍扮演女支书红英，袁杰扮演了无私莽撞的生产队队长大虎，我在剧中扮演了小农思想浓厚的社员钱木匠。

这次演出结束后，人们大脑中的“那根弦”也绷得不紧了，后来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和我们一块演戏的这个袁杰，竟然是袁世凯的嫡孙——袁家诚。

时间很快就接近了恢复高考前的历史性时刻。1978年，靠着这些年当教师的积累和复习准备，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试，考上了大学，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

从我第一次到公社讲故事遇到袁杰，结识交往，一起表演二人台，到1978年袁杰返城回天津，我考上大学，前后经历了4年时间。

在历史面前，人生都是一块砖。在我的《苦乐人生七十年》中，我回顾自己这一生，吃过苦，受过罪，奋斗过、成功过，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有些波澜。

与袁杰的人生经历相比，我的人生显得很平淡如水。我的“出生”虽不好，但在恢复高考后实现了自我。

袁杰出生在“北洋军阀”显赫家族，但在历史行进中受到了磨难，由于出身问题被考大学拒之门外，袁杰最大的成功就是把自己过成了普通人，能心平气和隐入尘烟。

End

【智勇】1948年出生于内蒙古商都县大库伦乡。数学高级讲师，自治区先进教育工作者，乌兰察布名师。曾任乌盟师范副校长，集宁师专附中副校长等职务。著有《苦乐人生七十年》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