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60年代初，俄国在中亚进行大规模扩张还受到条件激励

2024-11-26 04:18 来源：冷丁网点击：

19 世纪60年代初，俄国在中亚进行大规模扩张还受到条件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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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在俄罗斯帝国主义猛力推进方面起的作用非常次要，俄罗斯帝国不是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所支配，而中产阶级是最为经济推动所左右的阶层，俄罗斯帝国的统治阶级靠政治权力握有经济特权，而不像西方的工业帝国那样靠财富力量掌握权力。

而且当时俄国的部分权臣之所以反对俄国在中亚大举扩张，其理由也多是经济方面的，比如财政大臣莱特恩就因为要筹款用于国内改革和镇压波兰起义而在1863年反对在中亚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即便是强硬派的陆军大臣米留京也因为财政问题而在1866年反对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进攻布哈拉汗国，后来的外交大臣吉尔斯也反对19世纪80年代前期俄国在中亚继续扩张，他认为这些花费高昂的军事行动给俄国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

可以说从中短期来看，兼并中亚并不能给俄国带来较大的财政收益，其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花费反而会加重俄国的财政负担，而决策者进行决策时也往往更多地着眼于中短期因素。所以经济动因既不是推动俄国在中亚扩张的直接动因，也不是主导动因，它在俄国征服中亚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还有待学者更深入地发掘档案。

战略动因：制衡英国

这方面的动因主要是关于英俄争霸，俄国把进军中亚作为在欧洲和近东制衡英国的战略工具，以通过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形成对英属印度的威胁之势。早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时候，米留京就曾写道：一旦英法合作介入波兰问题而引发了欧洲战争，俄国就应占领浩罕汗国，通过这一占领，俄国就能迫近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界并对其施加持续性威胁，而这也是俄国能对英国施加威胁的唯一方向。

伊格纳切夫也曾提出：一旦与英国人决裂，我们只能够在亚洲与英国展开具有某些成功可能性的斗争……占领阿姆河，沿着这条河流开辟航运，即便不是在实际上，那么也在政治上，而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从这个方向威胁大英帝国。米留京和伊格纳切夫的这种想法直到1878年才有机会得到试探性的实施，这一战略上的动因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俄国中亚扩张的主要动因之一。

然而，本书认为这一战略动因仅限于向英属印度施加威胁，促进实现其在欧洲和近东目标的侧翼佯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国真正怀有征服印度次大陆的意图，或者曾作为把那块地方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的任何计划。这是因为，俄国的财力和兵力远远不足以支撑它成功入侵并占领印度次大陆，而且诚如库洛帕特金所论：俄国如果占有印度，在二十年内将成为一种灾祸和难以支持的负担。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就已经使俄国的财政回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后的状况，而这只是在家门口与一个次级强国的战争，要入侵印度次大陆，俄国不仅要面对严重的后勤补给方面的挑战，更要面对与世界一流工业强国英国的全面战争，这是俄国财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在兵力上，1878年俄国能在中亚方向集结的兵力最多不超过2万人， 1885年俄国通过里海往土库曼地区运送兵力最多也才5万余人，而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兵力则多达20余万人。

从双方的兵力对比上来看，俄国明显处于下风，更何况俄国刚刚征服中亚不久，其中很大一部分兵力要用来维持已占领地区的稳定。其次，俄国的地缘安全和地缘文明重心在欧洲和近东方向，相对于欧洲和近东而言，中亚之于俄国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大，更不会使俄国对它投入过多的资源。这一点正如巴巴拉·杰拉维奇所评价的那样：俄国西部边疆的防卫关系到俄国的生死存亡，俄国的官场自认为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君士坦丁堡

近东也吸引着俄国的注意和兴趣，不但对那个地区的权力消长的考虑，也由于过去拜占庭和东正教之间的传统的维系力量。吸引着俄国人的想象力和唤起他们激情的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撒马尔罕、德里和北京。虽然俄国人乐于在中亚捞到一些便宜，但他们压倒一切的心事仍然是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安全，如果考虑威望的话，同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比较起来，谋夫和彭狄这两个村庄又算得什么呢。

最后，不仅俄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无法承担起征服印度次大陆这般宏大且堪称革命性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主导性的国际体系文化仍是王朝政治文化和贵族政治文化。俄国不可能与英国彻底决裂，将一个合法的欧洲强国置于死地在当时全欧洲的政治精英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灭国型大战之所以会爆发，其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性原因是国际体系文化的巨变——民族主义取代了王朝政治文化。

平民政治文化压过了贵族政治文化，但19 世纪60—80年代欧洲的主导性国际体系文化还没有演变到这一阶段。所以认为俄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向中亚大举扩张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即征服印度次大陆、进军印度洋，从而获得暖水港、濒临开放性大洋，进而成为全球性霸权国，不仅缺乏史料依据，而且在逻辑上也难以站得住脚，对俄国中亚扩张的战略动因不应过度联想。

两个有利的条件

除了这三个作为内在需求的动因外，19 世纪60年代初俄国在中亚进行大规模扩张还受到两个有利条件的激励。条件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俄国在中亚的行动。一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虽然失去了欧陆首强地位，但祸福相依，它同时也不再是欧洲列强防范和制衡的焦点，欧洲列强防范和制衡的焦点再次转向法国。特别是对于英国而言，拿破仑三世的性格颇为浮动，加之他在政策中把理想主义和实际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引起了英国的疑虑。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国总体的对外政策从帕麦斯顿时期的进攻性较强的“炮舰政策”转向为自守性较强的“不干涉”政策，1863年英国拒绝法国联合介入波兰问题的提议就是这一转变的典型标志。意大利统一战争、普奥对丹麦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与美国南北战争是搅动当时欧洲和世界局势的重大事件，它们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多数注意力。

这三方面外部形势的变化为俄国在中亚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国际条件，使其他欧洲列强难以或不会对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进行强有力的干涉和制约。另外，1864年5月波兰起义的平定和1864年5月高加索战争的结束[28]也使俄国腾出手来，为征服中亚提供了条件。第二个条件，较低的征服成本激励着俄国在中亚不断地扩张。

俄国主要是通过战争征服了中亚，战争的具体形式有野战和攻城战两种，在这其中的多数战斗中俄国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战斗持续的时间较短，俄国方面的人员损失很小。在奇姆肯特攻城战中，俄国仅阵亡6人，负伤41人；在1865年5月9日与浩罕汗国在塔什干城外的会战中，浩罕方面阵亡300余人，而俄国方面仅有10 名士兵受伤；在塔什干攻城战中，俄国仅阵亡25人，负伤100 余人。

在1866年5月8日与布哈拉汗国的伊尔贾尔会战中，布哈拉方面阵亡1000余人，而俄国仅阵亡1人，负伤12人；在苦盏攻城战中，俄国仅阵亡5人，负伤100 余人；在乌拉秋别攻城战中，俄国仅阵亡17人，负伤200余人；在治扎克攻城战中，俄国仅阵亡6人，负伤90余人。而且不同于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遭遇，俄国攻占了河中地区的上述重镇后并没有遇到频繁的叛乱，更没有遇到征服前特别担忧的穆斯林“圣战”。

俄国在中亚的前线军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能够轻易建功立业的机会，对手的虚弱刺激着他们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且这种在中亚取之较易、守之较易的形势也转变了俄国中央决策层中一些谨慎稳健派大臣的观点，甚至曾经反对在中亚大规模扩张的戈尔恰科夫也在1863年认为“目前问题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切尔尼亚耶夫上校不需要特别花销和牺牲而取得成功的行动使我们接近了最初考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