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偶乐队:摇滚,我和你们想的不一样
布偶乐队:摇滚,我和你们想的不一样
思考是对自己的尊重
活在自己的人生设定里,
遵循理想的人永远可爱年轻。
布偶乐队那个十分个性的主唱袁园,一头绿色头发格外醒目,唱起《Never Shut Up》,现场所有人都跟着嗨了起来。演出完毕,她冲台上的乐队成员挥挥手,告诉大家今天的主角是自己,随后一本正经地聊起“我想让大家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做摇滚乐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说在她之前的“摇滚圈纪委”臧鸿飞,还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玩摇滚乐该有的样子:
留着长发,始终对社会现状抱有质疑;那么袁园显然打破了人们的固化思维:“有人问,为什么现在的摇滚乐都不愤怒了呢?我思考了很久。放眼望去,现在我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吃穿不愁,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了愤怒而愤怒呢?因为别人灌输给你的概念,摇滚乐就该愤怒吗?我们可以愤怒,但我们不止为了愤怒。”
很显然,出生在九十年代的摇滚新人身上,有种十分不同的东西,时代赋予他们的烙印也与从前迥异。“如果可以重置年龄、职业、身高,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设定?”面对这个问题,袁园摊手回答:“除了身高,我发现,我今年23岁,我是乐队主唱,老娘已经活在自己的人生设定里面了。”
当身边许多同龄的朋友过着被安排、被动接受的生活,像一只被操控的布偶,她告诉大家,布偶乐队就想摆脱这种束缚,像他们唱着《奇葩大会》的那首主题曲一样:浪、荡、放、棒,帅得一笔。
除了做音乐,我们没想过干别的
在采访布偶乐队前,不论节目中、视频里,他们给人的印象就像躁动的Live House现场一样,调动着所有人,大家一起挥手,跟着音乐,把一切情绪都宣泄在这种氛围中。后来袁园聊起一次现场演出:“蹦了一个多小时,我都累了,底下大部分都是学生,还是特嗨。”
采访当天,到他们所属公司的那间四合院,那天天气正好,不冷不热,门口不远处有条河,附近居民零零散散地在河边散步、遛狗。院内两支阳伞,几把椅子,跟外号是“现场收割机”的乐队风格相比起来,清静得让人有些意外。
进门时,贝斯手小六已经坐在会客厅里低头玩手机,据说他的女粉丝最多。不一会,袁园也来了,舞台之外,她看起来更像个见到生人话不多的小女孩。想起谢娜曾经打趣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希望粉丝理解为什么私下见到她,也有不“嗨”的时候。
打过招呼,袁园问:“我们今天的采访风格是什么?”得到“放飞自我”的回答,她会意一笑,招呼大家去院子里坐。“那儿能边采访边吹着小风,多好呀。”转头望去,吉他手鞠荐已经找好了位置。
两年前,组团多年的乐队第一次巡演,那时还没有经纪公司,演出场地全部是袁园自己搞定的。乐队靠着一个接一个电话联络,就这么走遍了半个中国。之后在北京的一次现场演出中,他们遇到了当晚本来打算去看其他乐队表演的现老板。
不久之后,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布偶》,开始有计划地在各地演出。适逢上了《奇葩大会》,布偶乐队受到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留言私信,各类媒体采访,袁园曾调侃:“身边有朋友经常酸我,袁园你要出道啦。”而当被问到红了之后怎么办?他们集体表示:希望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看到,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但不想红。
“想要被看到,又不想红,不矛盾吗?”
“我觉得是两码事,我们想要努力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其实不矛盾。”小六说完,袁园和鞠荐接话:“最理想的状态是你演出的时候有粉丝来,你发专辑有粉丝买,但私底下还和普通人一样,该买菜买菜。”“对,只不过你是修车的,我是做音乐的,没有区别。”
之后的采访里,他们回答问题时也总是类似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像在讨论,观点又总是不相背离。面对被网友贴上的标签和随之而来的质疑,他们坚持做自己:关注多了,是好事;网友怎么说,随他们好了;质疑,要么不关心,要么怼回去。毕竟除了做音乐,玩摇滚,他们也没想过干别的。
一代人的摇滚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部分音乐人口中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期。那时,崔健唱着《一无所有》,魔岩三杰让许多人走上摇滚之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爱好者聚集在北京,许多年后,树村依然是无数人心目中的摇滚圣地。
张楚后来在采访中回忆:那个时代对文化的热爱和对精神世界的向往让人怀念。直到今天,像臧鸿飞一样的摇滚乐手仍然执着,还和当初一样保持着愤怒。
很多人认为,中国摇滚乐在1994年香港红“摇滚之夜”时到达了巅峰,在那之后,便走向没落。也有人坚信摇滚已死,这代人之后再无摇滚乐。而现在,如果你吃过晚饭去鼓楼周边走一走,会发现背着吉他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实在太多。就像布偶乐队在采访时说的:在鼓楼扔块板砖没准就能砸死一个吉他手。
新兴的摇滚乐队仍然像过去一样,层出不穷,又迅速没落。摇滚究竟是音乐,是精神,还是一代人,没人说得清楚。但现实是,没有了像窦唯、何勇这样的时代标杆,更年轻的一代仍旧玩着摇滚,并为他们心中的摇滚乐奔走忙碌着。
与众多摇滚青年相比,布偶或许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许多同时期的乐队已经在自然淘汰中销声匿迹,而他们依然能一起唱着自己的所思所想和生活。微博上,他们这样描述同名专辑的首发歌曲《Fight》:别让你最后一点抗争的动力被智能手机、互联网、名牌衣服吞噬,没有反抗精神的人是无趣的;他们把少女的小情绪比作可怕的占有欲,以至于要吃掉一切爱的东西,所以有了《粉红少女食人记》;他们在《Come True》里放话嘲笑梦想的人,什么是错我听不懂,看明天是谁哭谁活该。
他们认为做音乐一定要受到自己和周遭生活环境的影响,看到什么人或者经历什么事,都和写出来的东西脱不了干系。然而很多人对曾经的摇滚乐始终有种偏执的情怀,像做一个满腔热血的梦,不愿从中醒来。于是有人听到布偶的歌,骂他们不懂摇滚、不够深刻。而他们说,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
谈起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创作,布偶乐队表示:过去很重,现在看来的很多大事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现在一定要写那么有力量、亢奋、有时代感的东西,我们写不出来。
面对自己的作品不被人理解,他们倒是很想得开,认为如果只能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就把它写出来,也没什么不好。“好歹是真实的,不用矫揉造作地去写看不到的东西。”
用他们的话说,不能让二十岁的人去想五十岁的事,阅历还没到那儿呢。袁园更是打趣:“他们老想在这里深挖点什么,说出点中心思想来。不好意思,我们就是特别肤浅。”
他们是出生在所谓中国摇滚没落时期的九零后一代,当树村的摇滚青年为100块一个月的房租发愁时,他们还在看着动画、还在牙牙学语;而当树村没落,他们成长起来,年轻人已经在个性更加开放的时代唱着自己的歌。当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时候,写歌做音乐是自己乐呵,但当他们发现,有人在每天上下班时、健身时、不开心时听他们的歌;有人说出“我听了你们的歌鼓起勇气”,布偶乐队说:“虽然很肉麻,但这时你会认真思考,透露出的价值观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写歌做音乐,还是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可以看到,布偶乐队之所以会被更多人关注,或许是在老一辈摇滚人或者沉寂、或者努力获取流行认同的当下,发出了代表年轻的声音。
他们让大众在对摇滚低迷的固有认知中发现了一点点不同以往的东西:过去为一代人发声的摇滚乐并没有失语,它只是更年轻了,因为唱着它的人们更年轻了;曾经高唱着孤独、理想,徘徊在社会压抑和极度迷茫中的摇滚精神,也还在为新一代振臂,让他们尽情宣泄自己特有的困惑和不安。在他们眼中,摇滚依旧个性、离经叛道、想要冲破一切束缚,依旧敢对一切固化说“不”,依旧热血沸腾。
如果不把摇滚固化,将它束缚在必须为时代、为社会愤怒的高阁之下,我们或许会发现新的理解方式,它也能为现在呐喊,活在当下。
我们也可以认为,时代赋予一代人的东西太重,以至于没人能逃脱被烙印的约束。而他们说: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布偶,是这支乐队让我有了心脏。
我们不是苦过来的
早期的一些采访中,布偶乐队曾被塑造成的形象是“九零后的北漂一族”,或者“奋斗着的摇滚青年”:住出租屋,大冬天晚上站在路边哆哆嗦嗦打不到车,或者有意去“挤”公交和地铁。和所有你能想象的同类新闻一样,他们被以这种方式拍摄,为了告诉大家这些“漂”着的年轻人现状并不好,但依旧坚持着梦想,很励志。
回忆起一次采访,主持人几度问到“你们当初究竟有多苦”,他们后来对此质疑:“是有多想看到我们苦啊!”
或许对于多数人而言,过去摇滚人的命运被传唱得太广,以至于说起做摇滚,就是窦唯和王菲住在没有厕所的四合院,就是痛痒乐队的低谷,就是张楚离开北京的数十年⋯⋯现在,那个看来特别“摇滚”的乐手臧鸿飞也在节目里说:现在音乐节多了,我们终于挣到了一些钱,太珍视这个饭碗了。这么多年过去,和流行音乐相比,我们只是比人家穷,当初的那种牛劲反而不知道去哪了。
“苦”,似乎成了摇滚乐的代名词,如果你没有因为玩摇滚苦过,如果你叼着烟斗打着高尔夫,就不能叫摇滚人。就像九十年代的树村,那群人因为房租便宜集中在一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崛起了,这代人的经历让别人以为下一代还是这么来的。
但布偶乐队说: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能说说现在是什么样吗?”
“反正活得挺好,还能养狗呢。”
他们说起曾经赶场演出,打了车就收不回演出费时,只是一笔带过;他们认为现在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饿不死,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并没有什么可苦的。
当内容生产者们为了获取更多共鸣和流量,无法跳脱出“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怪圈;当很多人认为吃得好、住得好才是过得不错,他们表示:这只是源自大众对成功和幸福定义的不同。“就像每年过年回家,亲戚都会问你:挣了多少钱?开的什么车?但他们不会问,这一年下来你过得开心吗?”
他们回忆起之前在哈尔滨的一场演出,已经演到一半,一个男孩突然站了起来,“感觉这个人憋了很久,Bang的一下,好像甩掉了什么包袱。”这或许是种共鸣,他们描述起自己坚持的东西:“能确定我们现在干的事没白干,一直在往前走,一切都是随之而来的。”
窦唯曾说:很多人打着摇滚的旗号,想得到的无非是名利。但很显然,在面前的这几个年轻人心中,摇滚依然非常简单。他们刚刚二十出头,还年轻地发着光,金钱、权力对他们来说,就像“往后的人生道路”一样无法捉摸得一清二楚。谈起未来,他们说:“无法想象自己四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生活还有很多可能性,我没法给自己一辈子立那么大的目标,走下去就好了。”
一个问答
《中国青年》:曾经有个主持人说,你们和我之前想象的摇滚乐队很不一样,原来我之前对那些乐队都是偏见?
布偶乐队:
(鞠荐)其实这不能怪普通大众。这个事是怎么定义的,是舆论,做舆论的人给你定位,然后传输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也不会去深究,就认为是这样了。
(袁园)就像我回家,我姐一直跟我说,让我别吸毒。做乐队就不能好好做乐队吗,就非要吸毒?
(小六)最有意思的是艺人,进了局子就说我是为了创作,这个特别可笑。
(袁园)我们也被大学生问过:你们为了创作会去吸毒吗?
(小六)吸毒搞创作只是个别的。
(袁园)我觉得,你要是清醒的时候把人生过开心、搞出来创作,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人有个误解在这摆着:你们非得这样干才能做事情。
(鞠伟)就是给自己找出口,找个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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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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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于《中国青年》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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