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高加索地区教会对教育的普及采取了哪些措施？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东正宗教会作为沙皇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宗教事务外，还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北高加索地处偏远，其社会发展水平远低于俄国内地，因此尽快使该边疆地区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轨道成为沙皇机构面临的难题。

随着外来移民的迅速增加，北高加索地区社会发展的各类需求日益突出，其中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是保障基层民众生活的重要基础，成为边疆社会治理中难以忽视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北高加索东正宗教会充分开展教育普及和社会救济活动，为沙皇机构加强该地区社会基层治理、维护帝国统治秩序提供保障。

北高加索边疆文化教育发展

1917年俄国改革之前，东正宗教在社会启蒙和文化发展中长期扮演核心角色。随着世俗教育体系的形成，东正宗教会继续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

在北高加索这样的边疆地区，世俗教育的发展更加依赖宗教文化的推动。

究其原因，与俄国内地相比，这片曾经属于异族人和哥萨克居住的蛮荒之地缺乏以东正宗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基础。

俄国征服高加索之时，这里长期作为哥萨克军队与教徒山民之间的战场，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低下。

在北高加索地区，东正宗教神职人员往往是当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许多哥萨克人和农民尚处于文盲状态。

正因如此，推动边疆地区宗教和世俗教育发展、提高地方民众文化水平成为北高加索东正宗教会的重要职能。

俄国移民涌入与平民教育问题

19世纪60年代以后，北高加索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与此前不同，该时期的移民主体不再是哥萨克，而是俄国内地居民，主要是农民。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导致的。首先，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大片土地仍旧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民获得的份地很少。

欧俄地区的农业人口持续增加，导致大量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难以维持生计。

据统计，在改革后，3000名贵族保留了9500万俄亩的上好土地，而2000万被解放的农奴仅得到了1.16亿俄亩土地。

其中，有13%的农女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土地，45%的农奴获得的土地可以维持家庭生计，42%的农奴没有获得足够的土地。

这种情况迫使俄国内地农民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土地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其中就包括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

另外，农奴制改革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面临着发展资本主义和推进工业化的任务，因而需要尽快将新并入帝国版图的边疆地带纳入全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当时国家意识到，通过移民方式在北高加索逐渐形成稳固的俄罗斯人口基础，这对加快该地区经济开发、巩固边疆统治来说可谓最佳选择。

1862年5月10日，俄国通过了《关于库班哥萨克及其他俄罗斯移民在高加索山脉西部山麓地带定居的条例》。

该条例首次对组织国有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移居北高加索做出规定，因此通常被视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移民北高加索运动兴起的标志。

根据该条例，国家财产部每年指定300—500个国有农民家庭移民，被指定的国有农民须在5月底之前到达斯塔夫罗波尔省。

国有资产部需将这些国有农民的家庭名册递交库班州军队司令部，然后由军方将这些移民安置在新建立的村镇。

另外，库班州军事统帅可自行决定接收自愿迁入的移民，包括国有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志愿者。从此，北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库班州的外来移民不断增多。

1861—1870年间，沙皇机构在库班州新建了75个居民点，有93000人在这里定居。库班州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了21.3%。

起初，迁移到哥萨克村镇的俄国内地移民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无权获得私有份地和房屋等不动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移民进程。

1868年4月29日，沙皇批准了国务会议于6月18日通过的法令，这项法律的出台保障了俄国内地农民在移居地生存权利，因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北高加索移民运动进入高潮期。

俄国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移民的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尽管在80年代国家为限制移民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但帝俄晚期内地省份居民向边疆移民的大趋势并未改变，北高加索的外来移民数量一直呈现出增长趋势。

据统计，1867—1897年间，北高加索人口增长了172.4%，增长人数为239.49万，其中有158.68万属于外来移民。

俄国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移民的进程也是确立和巩固东正宗教在该地区主体地位的过程。

与劝导高加索土著山民改信东正宗教相比，直接将俄国东正宗教信徒迁移至该地区无疑是更为有效的办法。

因此，战争时期沙皇机构组织哥萨克移民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征服，那么和平时期鼓励农民移民的目的便是确立俄罗斯文化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帝国对该地区的掌控力。

随着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口数量的增加及东正宗教会管理体系的完善，教会的社会职能日益凸显。

从教堂和修道院建设、教会学校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到教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东正宗教会在俄国北高加索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的平民阶层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大多为文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俄国统治阶级意识到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19世纪60年代，随着高加索战争的结束，北高加索地区面临着融入全俄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任务。

对于该地区当时的社会发展而言，迅速补充人口资源并提升民众教育水平是重中之重。

无论是早已居住在此处的哥萨克还是不断迁入的内地移民，帮助他们接受文化教育、摆脱文盲状态是东正宗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重要责任。

教会主导下的学校建设与地方教育普及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边界领土扩张和新民族并入的背景下力图形成俄罗斯帝国统一的社会文化空间。

在沙皇机构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开办初级平民学校，旨在民众中间培养宗教和道德观念，传播基本的实用知识。

1864年7月14日，《初等国民教育条例》颁布。该法令既适用于部属学校，也适用于圣主教公会所属的教区学校和其他城乡学校。

法规宣布，初等学校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教学内容包括识字、算术、教会和民间故事阅读等基础科目，开设宗教基础和宗教音乐课作为初等学校的公共课。

宗教课由地方教士和黑神品任教。神职人员有权应聘承担初级学校其他课程的教学工作。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共有四种小学，即私立小学、国民教育部属小学、自治局小学和教会小学。

在北高加索边疆地区，当地东正宗教会积极参与平民学校的建设工作。

1744年，在俄国支持下，奥塞梯地区的传教组织就曾尝试在当地开设俄罗斯学校，学校建成后被转移到莫兹多克。

1843年高加索主教区建立时，该地各教区共有14所平民学校，有528名男学生、4名女学生和15名教师。

在高加索宗教事务局的努力下，高加索主教区许多教堂均已开设平民学校。高加索战争结束时，仅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教区平民学校就超过了50所。

在东正宗教会的参与下，北高加索地区开设的学校得到了当地国有资产局、军团长官、教会和社会人士的支持。

起初，这些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尚显简陋，比如许多学校被安置在公共房屋、出租公寓和教堂门楼之中，但学校的建立无疑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场所，这对当时的北高加索边疆而言意义重大。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北高加索地区平民学校建设的高峰期。

当时，整个库班河地区的教堂里都设立了平民学校。1863—1867年间，库班河地区已有100所平民小学。

俄国素有在教堂和修道院旁边建立教区小学的传统，教区小学被称作启蒙教育的摇篮。

19世纪80年代初，圣主教公会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提出建立由东正宗教会神职人员管理的初等学校系统的想法。

1884年，《教区小学条例》出台，该条例规定建立教区神职人员负责管理的初等学校。

国家规定这些教会学校的基本类型分为一年级制教区学校、二年级制教区小学和识字学校。主教区领导阶层责成教区神职人员有义务在每个基层教区建立学校。

国家不会为这些教区学校拨款，一切费用需由教会人员承担。

1890年，叶甫盖尼接手斯塔夫罗波尔主教区，当时该地区大约有200所教区小学，其中大部分学校依然坐落在教堂门廊中。

到1893年叶甫盖尼离任时，教区小学的数量已经增至327所，其中100所学校拥有自己的教学楼和齐全的教学设备。

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相应地从6000人增加到13000人。

当地教会为这些教区学校提供3.5—4万卢布的资金支持，此前每年该项支出费用最多仅为2000卢布。

为了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基层教区开展学校教育，教会还组织召开执事教师招聘会，任用那些熟悉教学工作的非神职人员担任教师。

据统计，1903—1904学年，斯塔夫罗波尔主教区共有315所识字小学。

根据课程规模和教学成绩，识字小学可分为教区识字小学和私立识字小学。

第一类小学通常依靠地方教会、教区公社以及主教区教学委员会的资助。教区识字小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拥有中学毕业证，具有在小学任教的资格。

私立识字小学往往出现在偏远的村庄和郊区，由个人出资兴建。

此外，该学年斯塔夫罗波尔主教区共有445所教区学校。星期日学校也是教区开设的一类教学机构。

星期日学校最初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由几个教堂的乡村神父发起，组织不识字农民星期日或节假日到教堂去，教他们“阅读祈祷词和有关宗教礼仪的简易读物”。

1874年，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神甫在给高加索主教的报告中谈到，在教区开设星期日学校是提高当地成年人道德水平最有效的方法。

他指出，地方神职人员在星期日学校为民众讲解《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将这项工作视为己任。

星期日学校使当地人民在上帝的福音中度过闲暇时光，从而避免他们养成游手好闲和无知堕落的恶习。德米特里耶夫认为，星期日学校应该加以大力普及和推广。

至20世纪初，库班州的星期日学校已经超过500所，占该边疆区学校总数的25—30%。另外，该州教区学校也已超过200所。

北高加索教会人员积极关注和监督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地方机构献言献策。

1862年3月18日，军队监督司祭阿法纳西·库切罗夫在给哥萨克首领伊凡诺夫的报告中力陈加强当地民众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他指出，圣主教公会已明确向沙皇提出在全国普及国民教育，并将该任务下达到各主教区管理层。

随后，高加索宗教事务局向各司祭级教区颁布第2755号决议，命令地方神职人员在星期日礼拜时传达圣主教公会的指示。

许多村镇的神职人员愿意无偿帮助教民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当地民众也表示希望将子女送入学校学习。

但是，这项任务却在哥萨克村镇地方机构那里遭遇了阻碍。地方机构表示，村镇没有合适的房屋及足够的资金，更未收到上级机构的有关指示。

库切罗夫请求伊凡诺夫下达命令督促地方机构协助配合，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出，北高加索一些地方机构对平民教育问题缺乏重视，许多措施往往需要依靠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帮助和支持。

为提高地方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从19世纪80年代起，许多教堂纷纷开设教区图书馆。

19世纪末，几乎每个司祭级教区的教会图书馆数量均已达到10座。

修道院院长有义务鼓励修士们阅读修道院图书馆的书籍，定期检查文献，以去除那些不符合修道生活理念的书目。

此外，修道院内允许阅读与历史或自然研究有关的书籍，尤其要求修士们应当了解所在修道院的历史和苦行僧的事迹。

玛利亚-玛格达琳娜修道院设有一个小型图书馆，该图书馆定期补充宗教文献，为文盲和长者组织读书会。

一般情况下，读书会上的诵读人员由最有文化的修女担任。

库班州的东正宗教图书馆在促进平民教育发展、加强教会和国家的社会影响力及爱国主义宣传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库班地区的修道院对当地教育启蒙事业以及世俗和精神文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除了教堂附近的教区学校外，修道院附属学校也为周边民众打开了接受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大门，这里的学生通常学习一些初级实用课程，此外还接受宗教和劳动教育。

修道院学校还给予妇女们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1846年，黑海女子修道院的建立成为当地女子教育发展的开端。

而玛利亚-玛格达琳娜修道院则开设了第一座女子收容所。修道院的修女常常教姑娘文化知识及如何管理家务。

叶卡捷琳诺-列比亚日男子修道院和玛利亚-玛格达琳娜女子修道院为少年犯和街头孤儿开设收容所。

在这里，孩子们享受基本教育和职业培训。后来，许多修道院都设有学校，教授男孩和女孩阅读和写作。

这些学校完全由修道院出资维持。

另外，叶卡捷琳诺-列比亚日修道院还开设了一所识字学校，各社会阶层的男孩均可在这里免费读书，他们大部分通常已经被修道院收养。

长期以来，来到北高加索的内地移民希望能够为妇女们提供东正宗教教育，因为当地起初并没有女子学校。

随着玛利亚-玛格达琳娜修道院的建立，居民们的梦想得以实现。马林斯基修道院则为黑海哥萨克家庭的女孩子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给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带来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