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 12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

王智涛 12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

作者：王智涛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

1928年夏天，国内三百多位同志陆续到达苏联，先在东方大学军事班集中训练三个月。然后，通过政审和军事考核，选拔了一百六十人送到莫斯科 步兵学校。加上原来就在步兵学校的中国学员，以及刚刚从高级步兵学校成 建制转过来的原十六班的学员，总共三百多人，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组建“中 国连”。

同时成立了专门领导“中国连”的“中国科”,任命彼得洛夫斯基 (波兰人，苏联国籍)上校为科长，瓦得曼中校为副科长，阿尔道夫少校为 战术学教官，马可也娃(女)少校为政治教官，别林卡少校为兵器学教官，智林斯基(王智涛)上尉为射击学教官，库西宁科夫上尉为共同科目教官。

任命朴文哲(朝鲜人，苏联国籍)少校为中国连连长，智林斯基(王智涛) 上尉为一排排长(兼),彭文畅(未授衔)为二排排长，吉合诺夫(田德 修)上尉为三排排长，皮达柯夫(伍修权)、梁振鸿、李志琛为俄文翻译。

步兵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那里在沙皇时期就是军事院校的集中地。 十月革命胜利后，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工兵学校和 炮兵学校都是在沙皇军校旧址基础上改建后创办的。

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毗 邻，校舍全是兵营式建筑，主楼占地面积很大，只有两层。楼上是学员宿 舍、校部办公室和大食堂，楼下是教室、礼堂和室内体育馆。步校北侧是大 操场，正中是足球场，周边是制式教练场，配置了各式各样的训练器材和设 施。

学员宿舍很大，每间宿舍可住三四十人，学员都是按班、排建制就寝， 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床头柜，还有集体枪架、供学习使用的桌椅和存放个人 衣物的储物间，简单、朴素、整洁、实用。宿舍的尽头是宽大的走廊和平 台，每当集体活动之前，学员都在这里集合。

1928年9月，东方部部长米夫和莫斯科步兵学校校长斯多诺森科中将(后 晋升为上将，曾荣获“列宁”和“红旗”勋章),出席了“中国连”军训典 礼，分别发表了讲话，检阅了仪仗队和学员队的分列式。

经“中国科”的统筹安排，“中国连”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军政两大类， 军事课占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

军事科目有制式教练、步兵战术、 兵器学、射击学、地形学、工程学、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卫戍警戒守则 等。校方起初还安排了俄文课程，由伍修权、梁振鸿等几位翻译负责教授。

后来，训练部领导认为，“中国连”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工农出 身的同志中文基础太差，再安排他们学习外文实在勉为其难。校方希望在有 限的时间内，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掌握军事知识，提高作战能力，便终止了俄 文课程。

这样就加重了翻译的负担，他们既要把教官讲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 翻译成中文，使学员理解和掌握，又要把学员的学习效果和疑难问题如实地 反映给教官，课上课下他们都是最繁忙最辛苦的人。

伍修权、梁振鸿的军事 理论、政治素养和俄文水平都很优秀，深得教官和学员好评。李志琛中文底 子厚实，俄文程度不足，担任翻译有些吃力。为了弥补翻译人员的不足，我 和吉合也随时充当翻译。

不久，共产国际又从中山大学抽调乔丕成、傅清华 (俄文名字达夫斯基)、王金方、曾召士等四位同志到步校担任翻译。

来学习的同志都是我国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深知我 党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送他们来苏联学习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的苏联各 个方面困难也不少，能无私地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更是十分难得。

所 以，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都非常高。每天很早就起床出操跑步，上 午的课程一般是五个小时，中间有工间操和简单进食，午饭和午休后，又 是三个小时的课程。

晚饭后，学员们去操场踢足球、打篮球、练习单双杠。 短暂的放松后是晚自习，整理笔记，翻阅资料，找教官课外辅导。熄灯号响 后，各个教室仍然灯火通明。

军事科目多在室外进行，学员们每天都要到操场训练队列、射击、投 弹、刺杀。地形学和工程学部分课程也需要到野外进行，在实地边教边学。

苏军很重视骑兵，步校学员必须学习马术。“中国连”的学员大多数不会骑 马，从马背上摔下来，鼻青眼肿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没有一个人畏惧退缩， 不怕苦不怕摔，从双手勒马慢行，到纵马飞奔，到仅用两腿夹住马肚子，单 臂射击和挥舞马刀劈刺，进步很快。

当时，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既要管理好一个排的百十来个学员，还 要教授射击学课程。

射击学是步兵学校一个重要的基础科目。手枪、步枪、 冲锋枪、轻机关枪等轻武器，重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榴弹炮等重武器都要教。

射击原理、武器构造、分解结合、故障排除、操枪操炮、射击训 练、实弹射击，课程繁多、漫长，训练艰苦、乏味。

特别是实弹射击，几百 个新手，真枪真炮上阵，弄不好就会发生事故。我认真负责、细致周密地组 织了各种枪炮的数十次实弹射击，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中国连”学员的射 击成绩比苏联学员队还要好。

“战术学”教学，除课堂讲授外，学校专门组织了野营训练。

1928年 底，步兵学校全体教员、学员机械化开进，到达莫斯科西北三百多公里的哥 拉格维茨。这里是丘陵加森林的地形，居民不多，很适合战术演习。经苏军 总参作战部和训练部协调，还专门从野战部队抽调了一个机械化师配合步校 军事演习。

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寒冷，冰天雪地，室外温度达到摄氏零下三十 多度。虽然每个参加演习的人员都发了皮帽、皮靴、皮大衣和鸭绒被褥，但 白天在户外，晚上住帐篷，依然难抵严寒，不少人被冻伤和患感冒。中国学 员，特别是南方人，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寒冷，被冻伤和患感冒的情况更为严 重。好在大家精神状态不错，个个都能硬着头皮接受“天气”的严峻考验。

演习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步兵团丘陵地进攻”。

先是介绍红 蓝军双方态势和演习想定，接着是在演习指挥部的统一号令和协调下，各自 进行图上推演和沙盘作业，最后是实兵演练。

步校学员和野战师的士兵混合 编队，由学员担任各级主官。苏军学员没有多大困难，可“中国连”学员不 会俄语，苏联官兵又不懂汉语，不仅下达命令听不懂，就连沟通都困难。

这 可忙坏了伍修权、梁振鸿这些翻译，他们七个人分别到团司令部和各营指挥 所，指挥员用汉语发布一个命令，他们就赶紧翻成俄语，传达下去。

分队情 况上报后，他们立即翻成中文报告指挥员，勉强实现了不间断指挥。连以下 分队无法配备翻译，只好用旗语和临时编定的手势来指挥，出了不少洋相。对中国学员来说，演习任务算是凑凑合合完成了，但效果不好。

第二阶段是 “机械化步兵团山地防御”。

演习指挥部总结了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决定 “中国连”学员在完成图上推演和沙盘作业之后，退出实兵演习，到指定地 点观摩，并由教官和翻译现场解说和教学，演习后组织讨论。改进后的教学 效果好多了。

“战术学”是军训重点科目，“中国连”学员通过认真听讲、 热烈讨论、现场演练，进步很快，收获很大。

当时，苏联正值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但共产国际和苏联军队对中国 学员很照顾，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三十卢布，伙食也很好，每人每天半磅牛奶，面包管够，餐餐有肉，还有水果，学员们都很满意。

中国学员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平时自由活动时间，大家根据个人爱 好进行体育锻炼，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

“中国连”成立了篮球队，经 常邀请苏军学员队进行友谊比赛。周末，学校经常组织电影、文艺晚会和舞 会。学员们自己拉手风琴、拉胡琴、吹笛子、唱歌、表演文艺小节目；邀请 附近工厂女工、学校女老师和女学生参加舞会。

由于中国学员大多不会俄 语，所以平时与苏联同志来往不多。通过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特别是舞 会，彼此熟悉了，逐步沟通，建立了友谊。起初，中国学员对跳交际舞有些 羞涩，经过苏联女同志盛情邀请和耐心教授，大多数同志都学会了，积极性 也高了。

节假日，按照苏军条令规定，只允许三分之一的学员外出，中国学员在 苏联既无家庭也无亲戚，每逢外出，除偶尔上街购物外，就是约上三两个好 友到莫斯科仅有的几家中餐馆“打牙祭”,积攒下来的津贴费大部分贡献给 饭馆老板了。

我和伍修权、吉合、彭文畅等“中国连”的干部也经常去调剂 一下口味。我们的工资比学员高很多，有时也慷慨大方地请学员一起吃饭。

黄火青、方复生、唐延杰、林恺、张义吾、陈林、李修业、罗绍华、万永诚 是“中国连”学员，也是我们聚餐的常客。

在饭馆我们经常遇到中国同志， 彼此见面尤感亲切，无论是否相识都要聊上几句。见面最多的是刘伯承、左 权、叶剑英、萧劲光，他们都是美食家。

刘伯承说：“乡音不改，乡味不 变。”他特别喜欢川菜，总是点回锅肉、辣子鸡丁和担担面。

叶剑英是广东 人，喜欢吃些田鸡、蛙鱼一类精美食品。萧劲光却总嫌辣味不足。

在异国他 乡享受故乡菜肴，和良师益友聚会聊天，是我们国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1929年夏天， “中国连”的学员经过一年学习，通过考试正式毕业了。 大部分同志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少数同志转到其他学校继续学习。 之后，国内派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的人数大为减少，步兵学校就没有再单 独成立“中国连”,而是把中国学员分散编班，与苏军学员一起学习和生 活。

“中国科”和“中国连”对三百多位中国工农红军干部进行正规的军事 教育，虽然历时仅仅一年，但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却不能低估。

其一，这些同 志回国后，成为我党我军武装斗争的骨干，将在苏联学到的本领，理论联系 实际地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之中，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之中涌现了不少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 高级将领。

其二，这次军事培训，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在苏联红军具体 指导和帮助下，第一次为中国工农红军较大规模地开展正规化军事教育。

1961年，叶剑英在领导编写我军军史时，曾与刘伯承一起找伍修权、吉 合和我谈话。

大家共同回忆了红军军事教育和院校建设的历史，在研究、讨 论红军正规化军事教育的源头时，刘伯承说：

“毛主席于1927年11月、在井 冈山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这算是开创了红军军事教育的先河吧。但不 那么正规，也不成规模。

1929年10月，毛主席在红四军创办了随营学校。有 教官、有教材、有学员，比较而言，有点规模了，也算正规了。

你们看，红 四军随营学校算不算红军的第一所军事院校啊?是不是我们红军正规化军事 教育的源头呢?”

叶剑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 和‘中国连’,是1928年9月开办的，比红四军随营学校早，那可是既正规又 有规模啊。那个时候能一下子集中三百多位红军干部到苏联学习，很不容易 啊。”

刘伯承接着说： "那的确是我们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它是共产国 际领导、由苏联人帮助搞的，算做源头合适吗?尤其是现在中苏关系那么紧 张，这样写上面能通过吗?”

大家都觉得刘帅说的有道理。

经过认真讨论， 最后确定写上如下一段话：

“1928年9月，由共产国际领导，在苏联莫斯科步 兵学校创办了‘中国科’和‘中国连’,对三百余名中国工农红军干部进行 了为期一年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训练，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创 造了范例和培养了人才。”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评价比较客观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