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大学英语3课后答案 完整 新编大学英语课后答案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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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英语3课后答案 完整解析。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大学英语的基本知识，包括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写作等；第二部分介绍了大学英语的学习 *** ，包括听、说、读、写、译等；第三部分介绍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复习策略。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大学外语教师的参考用书。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绪论、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听力、口语、写作、翻译、综合实践活动等。

作为读者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在于，

《访书记》

笑与自由

读这本对诸多作家的访谈录，最打动我的一篇是文学类中

大卫· 格罗斯曼

崔莹提到了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中，用玩笑或幽默的方式去表达或展现类似大屠杀这样的悲剧主题，她问作家这意味着什么，格罗斯曼并没有说要如何如何笑对这样的鸡汤语言，他回答的是，“只有在笑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呼吸……在那一秒钟，你是自由的。”在写《到大地尽头》时，他的小儿子牺牲在了战场上。像以色列的很多同样失去过或将会要失去孩子的家庭与父母一样，他与孩子的内心最惧怕也是最习惯的情绪便是恐惧，对他所言的“野蛮而残暴”的现实世界的恐惧。在试图化解恐惧的窒息与悲伤的沉重时，有什么能比笑，幽默做得更好呢？

格罗斯曼不是唯一一个被

在谈论《到大地尽头》的义务兵役制度主题时，格罗斯曼表达了对巴以和平的愿望，希望双方的协商与让步能带来和平，打破人民对暴力的恐惧。他说谈论政治时，我们要记住的是，对方是我们一样的人。这样才有利于摈除偏见达成共识，迈向和平。他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他们不是一定要生活在战争与冲突中，他们是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越是绝境处，文学的力量就愈能彰显。文学所启迪的选择，所给人的慰藉。同是犹太人的以赛亚· 伯林在《柏林谈话录》中回答贾汉贝格鲁的问题“您认为必须跟巴勒斯坦人和解吗？”时，回答说“当然要和解。和解是对的……是迫在眉睫的事……要理解反对自己的人，这是赫尔德教导我们的。”这个对话早在格罗斯曼之前发生，同为犹太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理解对方、和解、和平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或许不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也代表了那个民族大部分人民内在的渴望。如果可以，谁愿意终生生活在对战争与暴力的恐惧中呢？因为一直渴望以色列可以和邻居，尤其是巴勒斯坦保持和平的关系，所以格罗斯曼说自己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接受采访。而且我在格罗斯曼这里也看到了作为人、公民的无奈、绝望、希望，以及承载希望的行动：不停地发出声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说，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读完

如果说格罗斯曼告诉我们，笑等于自由的话，另一位受访作家，畅销书《岛上书店》的

格罗斯曼与泽文所特别强调的自由，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对难以挣脱的强大现实的对抗与释放，这种现实有个人的，也有民族的，简言之，在这种对抗中，无论是

写作与疗愈

即是说，无论是面对个人的创伤，还是民族的伤痛，这些受访的作家们都在传递着写作的疗愈作用。乔布斯的女儿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在以父亲乔布斯的传记为载体书写自己成长的作品《小人物》中，治愈了与父亲曾经别扭的关系，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伤痛与耻辱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她自己所言，她甚至可以自信地书写其他书籍了。布克奖作品《狼厅》的

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同父亲

被问及“回忆会不会对你造成二次伤害？”时，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的回答让人深感写作所带来的疗愈所在。她承认有些回忆很难下笔，但当她最终写下并且揣摩这些内容时，她意识到，当时关系出问题的父母比正在回忆与写作的她年龄还小，这个角度完全不同于她自己身为小孩子时所看到的种种。她多了一层理解，她看到了，当年充满 *** 的年轻父母也在努力解决问题。是这样的意识让她少了很多痛苦，亦如她自己所言，这个写作给她带来的意义是，她的童年并没有她曾认为的那么悲惨，也有不少的美好时光。英国的评论家，艺术家与思想家约翰· 拉斯金，在他的自传《过往》（Praeterita）中也特别提到，他没有想到，在回忆并且书写过去的生活时，它们远比自己期待的要有趣得多。这些快乐当然能有助于疗愈自己以为的成长过程中的创伤。英国当代女作家珍妮特· 温特森同样是在书写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时，也是在对曾给自己带来很多创伤的养母的回忆中，在对几乎让自己选择了结性命的曾经恋人的回忆中，在不断对这些创伤的书写中，理解了那些曾经伤害她的人，在这种理解中放下了与过去的挣扎，完成了对自己的疗愈与救赎。这就像是丽莎所说的，“很多人的内心千疮百孔，需要自我救赎……只有弄明白过去，才能停止和过去 ‘搏斗’”。

我在丽莎· 乔布斯的访谈中看到了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来的疗愈性自传的传统。虽然《忏悔录》是宗教性的，但奥古斯丁在对旧我，伤痛，新我的回忆，描述与沉思中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带着全新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与自己。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华兹华斯的《序曲》，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自传》，拉斯金的《过往》，温特森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与丽莎· 乔布斯的自我疗愈性的传记《小人物》也是对这个传统的继续。而且，虽然她的《小人物》被别人看作是她父亲乔布斯的传记，但她自己的成长其实才是真正的主题。丽莎· 乔布斯可能并非有意把作品安排成这样，更多由于她父亲的知名度，被解读成了这样。但这种现象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著名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 斯坦因。她的《艾丽斯·B· 托克拉斯自传》就是以女友的自传形式写自己生平的范例。不同的是，丽莎无意如此，而斯坦因有意为之。这多么有趣的巧合啊。作家们在写作中不仅疗愈了自己，也为可能有相似经历的读者提供了看待过去与伤痛的方式，在阅读中得到疗愈，又或得到灵感，拿起笔，开始自己的疗愈之旅。有些作家会有意识如此，比如，拉斯金说，自己会尽可能详细地回忆，描写可能会对读者有用的那部分过去，新闻学科经典作品《宣传之路》(Road of Propaganda) 的

写作是一种靠近

以写作作为疗愈，在作家们走进自我的同时，无论于有意还是无意间，他们也在靠近着这个世界。

泽文以《岛上书店》作为读书是一种孤独的行为的隐喻，但她也说，正是因为读书，很多人因此联系在了一起。泽文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帮助读者理解世界。当享有国际声誉的挪威戏剧家约恩· 福瑟，被问及反复书写的孤独时，回答说，“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靠近，对他人与整个世界的靠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 托尔卡丘克被问到伟大作家与伟大心理学家的关系时，也回答说，文学写作“是一种深刻的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凯瑞· 道林说：“诗充满了和别人交流的需要，不只是一对一的那种交流，而是把我的个人情感和对人类经验的观察与全社会所有的人分享。”有趣的是，写作，如阅读一样，是一种孤独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撤离，从喧嚣的现实中的撤离，但这完成于孤独中的行为却又是一种热情的靠近。他们同受访者宇文所安所描述的杜甫在诗里“抱怨蔬菜不好，向给他送豆酱的人道谢；……称呼仆人……写诗给他们……”，他的诗也是他靠近世界的方式。斩获诸多非虚构写作奖项的迈克尔· 麦尔的《东北游记》《再会，老北京》更是作家在书写中对异域世界的一种靠近。他们让我意识到写作除了因使命感而发生时，也会因为爱而发生。除了对世界抽象的宏大的爱之外，还有更加具体的爱，比如麦尔在受访最后所言，《再会，老北京》是献给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的父母。《东北游记》是他献给儿子的，他希望儿子能够了解自己妈妈，即作家的中国妻子成长的地方。《卧龙之路》则是他献给妻子的。

闵福德

说到爱，这一点在对汉学家的采访部分最为突出，很多汉学家对汉语文化的热爱，以及因此而生的热情与投入特别有感染力，让人感动。《红楼梦》的英文译者，汉学家闵福德在被问及翻译是否存在技巧时，回答说，并不觉得存在什么技巧，但他特别提出说，译者要对翻译的文稿有感觉，要喜欢这些文章，才能全身心投入。在此基础上，他把译者与翻译对象的关系比喻为恋爱关系。所以，他认为，如果足够喜欢对方，即使出现或者存在问题，也是可以找到解决 *** 的。虽然喜欢无法成为胜任翻译的唯一条件，但这一点一定会为翻译的进行助力，为其质量增色。受访时，宇文所安阅读杜甫已经50多年了，当被问及在不同阶段对杜甫不同作品的喜好时，他说自己依然喜欢五十多年前喜欢的诗作，而且更加欣赏杜甫的广度与多样性。而且他特别提到有些诗到特定年龄阶段才能读。这种持续半个世纪而且依然还会持续下去的对同一个诗人的热爱，以及更深的爱，化作他持续多年对杜甫的翻译与研究。而且，也一定是带着深深的爱，闵福德才有 *** 与耐力用16年翻译了《红楼梦》，用12年翻译了《易经》，他才能表达出美丽的比喻，把《易经》和《红楼梦》比作是“彩虹的两端”。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所言，没有什么比 *** 更有感染力。读着宇文所安对杜甫的热爱，闵福德对《红楼梦》与《易经》的热爱，作为读者，尤其是一个中国读者，我是没有办法不受感染的。应该也是因为热爱，所以王德威坚持把《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编著成“很有意思的”内容，而非枯燥无生命力的教材。

苏格兰插画设计师乔汉娜· 贝斯福，《秘密花园》的

写作与生计

包括柯勒律治在内的很多作家无论对自己哪方面的才华有信心，都很少会对自己作为畅销书作家的才华有信心。《访书记》中的贝斯福也是在自己意料之外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从而得到一大笔收入。关于写作与生计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也在这本书中被频繁问及。

闵福德回忆参与《红楼梦》的翻译的过程时，特别提到，当时自己还是一个学生，非常穷，但是放弃了其他工作，全心投入。事实上，写作也好，翻译也好，它们与生计的关系不仅是每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本书中被频繁问及的问题之一。两百多年前，当济慈告诉自己的监护人他决定以写诗为生时，他的监护人理查德· 艾比认为济慈不是疯了就是傻子。与济慈这个对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中也记录了诗人对自己早年开始从事文学时，在这方面的清醒。他回忆说，自己在二十三四岁时就已经非常明白，他无法依靠文学来维持生计。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曾经抱怨说哥哥写了几十年的诗歌连一根鞋带钱也没给自己赚到。

多萝西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以写诗或文学创作为生，即使是在今天，也并非容易的事情。这些被采访的作家们，尤其是非虚构的作家们都提到了这一点。乔纳森· 哈尔在写作的八年期间，几乎主要是在靠妻子挣钱养家。他的朋友，另外一个获得过普利策非虚构类奖项的作家特雷西· 基德尔，在崔莹问他“做非虚构作家的日子好过吗？”时，回答说，“做这个工作不够养家糊口。”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在美国，任何能以写作谋生的人如果不承认自己很幸运的话，都是在误导。”他甚至开玩笑地说， 他爸爸曾经建议他如果要写作的话，最好娶一个有钱的妻子。当然，现实是他并未如此，但在自己和妻子的努力下，生活与写作也是极其和谐地并存着。在流行文化部分，崔莹问美国著名科普漫画家兰道尔· 门罗“你怎么谋生？”时，对方也说只靠刊登漫画是无法挣到钱的，他摸索出“靠在网络上售卖和漫画有关的产品”谋生。刁克利教授笔下的库塞也是主要做保险业的工作，只不过确保这份工作在精力消耗上不会影响他写诗，而且也能维持生计。

虽然从事文学或其他类型方面的创作，对大部分作家来说，很难维持生计。但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受访的大作家们没有一人因此放弃写作。无论以任何工作为生，创作是可以进行的，甚至还可以取得一番成就。英国著名的随笔作家查尔斯· 兰姆几乎一生都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自己的《伊利亚随笔》以及他和姐姐玛丽合著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在两百多年后依然还是经典之作。刁克利教授在《诗性的对话》中提到，美国诗人华莱士· 史蒂文斯也是在保险公司工作，且他的诗歌两度获得国家图书奖，在1955年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当文学艺术的资助人这个概念与现象渐渐淡去时，我想，谋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是大部分作家们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卡夫卡、佩索阿、T. S.艾略特等这些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与诗人们不都是在从事维持生计的工作之余创作且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吗？《访书记》中的作家们面对这个最现实也是极具历史性的问题的真诚回答，以及他们对此的应对及其取得的成就，对于有写作梦想的人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让情节自然发生

除了写作与生计之间的关系，《访书记》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是关于作家们创作时的状态，是勤奋地努力书写，如英国作家毛姆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每天自律性地书写数千字，还是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让“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铸就好的作品？又或是，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赫塔· 米勒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说,“语言知道打哪儿起，打哪儿落……那些句子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到达那里。”

《访书记》中很多受访作家被问到是否提前规划写作时，大都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们或者选择把作品交给潜意识，或者交给人物，又或者交给某个场景，让它们引领故事的行进。

曼特尔被问到是否先计划好情节时，回答说，她从未事先设置好，而是随时想到的，之后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托卡尔丘克被问到如何为写作准备时，也回答说自己的潜意识会告诉她怎么写作。莉迪亚· 戴维斯同样回答说自己不会提前列提纲，而是“顺其自然”。普利策小说奖作品《奇山飘香》的

因此，这也说明，这种被动与消极中存在着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迈克尔· 麦尔虽然说，“我没有主动改变我要写的内容，是我遇到的现实改变了我的故事。”但在此之前，他无数的观察，笔记，访谈，阅读，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在为敏锐的观察力添砖加瓦。也是因为如此，他在一次中美领导人的政治宴会上，因为偶然惊讶地发现本杰明· 富兰克林签署了《1783年巴黎条约》，对这位他只知道在雷电中放风筝的科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他的研究中，发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可以展开与所有富兰克林传

结论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会让人一方面沉浸于作家们的谈话中，另一方面产生很有趣的联想。比如，约恩· 福瑟被问到剧本中的人物没有名字的现象时，他说，他写的是生活的本质，与名字无关，而且名字可能是一种干扰。读到这里，我想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若泽· 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也是没有一个角色有名字，但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却能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物。我似乎在福瑟所说的“生活的本质”这里找到了答案。原来伟大的作家，即使不赋予角色名字，也能让人对这些角色印象深刻。福瑟被问到剧作中的沉默与孤独时回答，有些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让我想起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所写，“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查良铮 译）赫塔· 米勒也说，“因为不管我们在说什么，没有说的总是比说的多。”（《巴黎评论：作家访谈7》）在小木屋里写作的巴特勒让我想到有同样写作习惯的塞林格，塞林格甚至告诉妻子，除非家里着火，不要打扰他。

总之，读到一本好书，像是同时读了很多书。思绪会如作家们的谈话一样自由行走，打破时空。足不出户，却像走遍了世界，看尽了风景。所以很难不感谢被访谈者的智慧，思想，幽默，情感，有时候还有诗意与慰藉。但在内心更默默无声感激的是访谈者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在阅读中会忘记问题沉湎于被访谈者的语言中，但访谈者是推开那扇门让我们看到美、智慧与共鸣，同一个、另一个世界的人。在这样的问与答中，我感受到了问者与答者的思索，也在这思索中为自己心中曾存有的疑惑找到了一个答案，一条路。

《漫长的诉讼》

崔莹在访问乔纳森· 哈尔时，问他“怎样的采访才算是成功的采访？”哈尔的回答是：“我在采访中寻求事实、感受，希望捕获受访者的个性和反应。”当然，这个问题与上下文有紧密的关系，采访在哈尔本人历时八年完成的《漫长的诉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让这个问题有趣的地方在于，

我深知，把这本书当作创意写作指南去读会极度简化这本书的丰富所在。这里更吸引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这是人对人与世界的思索，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回顾，思索与展望；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一起把最幽微处的明亮探究与分享出来的尝试。保罗· 比第告诉

世界知名的文学批评家乔治· 斯坦纳在《漫长的星期六》中说，好的评论是一种感谢的行为。愿我很恰当地表达了对崔莹这本《访书记》的感谢。